作者：妙妙，主治医师
三月二十日。
夜班后，我从睡梦中醒来，望了一眼拉着窗帘的玻璃，晨曦的光亮已经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今天是个晴天，天气大好。一夜安稳，没有什么急诊病人。我神清气爽，看看时间，才六点半。离上班的时间还早，便在被窝里刷了一下朋友圈：
江苏省新冠肺炎连续30天新增为零，全国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人员已陆续返程。
甘肃的医疗救援队回到兰州时警车开道，两边道路警察敬礼欢迎：英雄回家，享受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
南京全城亮灯，万众瞩目，逆行者的每一个脸庞，闪耀在南京最醒目的地方，江苏驰援武汉首批医疗队员凯旋归来，全城最亮的灯，在南京各区域80块LED屏持续绽放一个星期。
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调查报告也已经热遍全网。
方方日记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两边站队，争吵不熄，初中生替方方回了高中生写给方方的信，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老胡也写了一篇“方方日记现象”的评论，称“光明是今日中国的主色调，甚至也是这次疫情中的主色调”，他建议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疫情的震中已从武汉、从中国移到了欧洲：意大利封国，巴黎封城，美加边境年来头一次宣布关闭，“特鲁多的外套”冲上了热搜，海外的疫情数字已翻倍超越国内，特朗普仍旧在很多公开场合说这是“中国病毒”。
……
刷完朋友圈，才七点，往常要睡八九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还不想起，但昨晚只睡了六小时，却也不觉得困。起床洗了昨晚临睡前泡下的白大褂，七点半时已完成了交班前的所有准备。
八点钟，回住院部交班。昨天入院的病人，有一个偏瘫的老爷子发烧了，考虑是进食呛咳引起的吸入性肺炎，已经用了抗生素，但主任说，疫情还没结束，得格外慎重，需要找家属谈话，建议他们做个新冠肺炎的核酸检测。
交完班后，从医院里出来，已是九点钟。阳光金灿灿地照在大地上，医院门口的预检分诊处排着长长的队。预检分诊台旁立着“请排队间隔1米”的牌子，地上也贴了红色的1米距离标记点，但排队的人们还是一个挨着一个。工作人员喊话，让他们彼此离得远一点，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原地动了动身子，看了看旁边罢了。
▌“火山灰”下的母亲
回家的路边，有块空地，空地里有两爿油菜花，微风吹拂，香气就老远地飘了过来。前几日管控正严时，下了夜班，遇上风和日丽的天气，或者看到路边的美景，就会忍不住想出去。近几日，疫情稳定了，管控松了些，交通方便了，企业商场陆续复工，反倒不想出去了。疫情期间憋在家里，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多该做的事都没有及时做，得想办法补回来。
回到家里，母亲端来早餐：一碗稀饭，两个煮鸡蛋。孩子听见我回来，故意藏在被窝里。
手机响了，是梧桐发来的信息，他说交警找他，需要他出具一份他们想积极治疗,但因疫情原因，医院拒绝收治入院和手术的证明。他得去和三院沟通一下，问我会不会受到牵连。一个月前，他母亲突然不明原因去世了，停放了二十天后，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是交通意外导致骨折后引发的肺栓塞，因此警察需要一些治疗过程中的证据。
我说：你去吧，但尽量客观理性一些，要不帮过我们的那位医生可能就会很难做人，以后若再求人，就没人敢帮了。
梧桐说：“好的，我知道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在疫情期间火起来的话，适用于很多不幸的家庭，梧桐的母亲，就被时代的这粒灰深深地埋到了山底下。
▌父亲肝癌去世2个月，母亲在疫情流感季患上咳嗽
梧桐是我女儿幼儿园同学的爸爸。他父亲去年秋天因为肝癌晚期去世了，去世前半个月，他常常问我，“我父亲肚子胀得厉害，里面全是水，你有没有办法能让他好受一点？”我毫无办法，爱莫能助。
过年前，也就是在梧桐父亲去世后仅仅两三个月，他母亲就遭到了一场车祸，导致右下肢骨折，医院，做了手术，打了石膏。出院后，他母亲就一直坐在轮椅上。住院期间，他们花了很多钱。肇事的车辆是全责，但前期的治疗费都是他们自己先垫付。原本他们以为度过两三个月后就会好起来，但是在严寒的冬天，病人恢复得比平时慢了很多。流感高发的季节，他母亲又患上了咳嗽。
那时候新冠疫情还没有扩散到全国，发热咳嗽的病人还可以看正常的门诊。刘医生给他们查了血项和胸部CT，输了一天抗生素后，等胸部CT出来，看到情况有点复杂，医院去就诊。
正好在那个节骨眼上，钟南山连线白岩松，在CCTV上明确告知：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武汉封城了，全国各地相继进入一级预警状态。岛上的交通管制了，对于发热的病人开始严格的管理，一旦发现，必须得去指定医院去就诊。
梧桐没有车，他母亲坐着轮椅上不了公交车，出不了小岛，于是他们租了一辆小面包，去医院。他们去时那里的门诊病人，挤得大厅里水泄不通。排了四五个小时的队后，终于轮到了他们。他母亲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必须得住院治疗。但严寒的流感季节里，正好遇上新冠肺炎爆发，在疫情席卷全国的时刻，呼吸科一床难求。
他们在门诊挤了整整一天后，无获而归。医院门口，不知道去哪里。那时候，他突然想起我——他儿子同学的母亲，他想起我是医生，于是打电话给我，想问问我有没有熟悉的医生，能不能帮他们问一问。他跟我说完他母亲的情况后，我让他先不要回来，“你等一刻钟，我帮你问问”。
医院交集很少，认识的几个医生都不在呼吸科，他们听后也表示爱莫能助。
但是我在医院学习过一年，认识一些人，我答应帮他们问问那里。医院离得很近，步行不过10分钟。我让他们在原地等我消息。我给一位学习期间的带教老师打了电话，把梧桐母亲的情况说了一下，问他们有没有空床，能不能安排住院。那位老师答应了我，让他们到门诊挂号，按程序办入院手续。当天晚上，医院的呼吸科。
但是第三天上午，梧桐突然说：“姐，真是尴尬，我们出院了，现在哪里都去不了，哪里都看不了病了。”我问他怎么回事。梧桐说：“我母亲昨天查出来，有下肢有深静脉血栓，医生建议我们马上转到三院心血管科去做手术。原本已经和那边的主任联系好了床位，我们在这边办理完了出院手续后，已经到了三院，但是在三院办住院手续时，他们却突然不收了。”
▌肺炎病人住院要先做新冠核酸检测，但是做不上
肺炎的病人要住院，必须得先做新冠核酸检测，排除新冠之后，才能入院，所以当天他们没住进去。第二天，他们特意跑了几家医院，但很不幸，医院同意给他们，原因是试剂盒太紧张，只对隔离的疑似病例做检测，而对没有接触史、症状也不像疑似病例的患者，暂时不接收。如果非要做，那就得按程序集体隔离36个小时。
“我医院都住不了，做手术的地方不收我们，怕我们是新冠肺炎。可以做新冠检测的地方，说我母亲不是疑似病人，试剂紧张，不能我们说想检测就给我们检测。医院，也回不去了，我们一出来，病床就给别人占了。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梧桐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医院，结果还是一样的。
刘医生是我的同事，疫情期间临时抽调去了卫计委。我把梧桐母亲的情况跟刘医生说了一下，问他能不能通过卫计委，帮他们协调一下做新冠核酸检测的事情。刘医生说，目前的核酸试剂十分稀缺，只有高度疑似并有明确接触史的发热病人，通过专家组的鉴定之后，才会指派疾控中心的专门人员去做检测，并且需要送到固定的地点集中隔离。很显然，梧桐母亲根本不属于这种情况。在得到刘医生的明确回复后，我告诉梧桐，我也是再没有任何能力帮助他们了。
他母亲的病情不等人，治疗必须得赶快跟上去，要不然血栓脱落，就有可能导致猝死。可是他们辗转了两天后毫无结果。最后一次他去了四院急诊科。那位接诊他们的医生看完病历和CT后说：“你母亲的情况，不像那种病，如果你非要做，就得按程序隔离36个小时。”但隔离也有风险，万一不是那个病，在隔离区域，也有可能会被传染。梧桐觉得那位医生的话有道理，就没有送她去隔离。“现在，我们哪里都看不了病了，还能不能回来，在你们那里挂挂水？”
我告诉梧桐，来我们这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到头来若是栓子突然脱落了，发生了大问题，来不及抢救，就会人才两空。可是，梧桐还是带着他母亲来了我们这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就这样下去……”
▌辗转的接诊，作为医生我很无力
天气越来越冷，疫情的数字每日都在翻倍，武汉进入了至暗时刻。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前赴后继，奔往湖北和武汉。
我在休息过一天之后，又和往常一样，开始了打仗似的门诊。
早上，我正在给别人看病时，听到对面的格子间里，有人正在和王医生说话。开始先是商量，但王医生看完对方的病例后，觉得情况很危重，不能在这里治疗。也许对方没有听明白他的话，也许听懂了，但根本不想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听出来是梧桐后，看完自己病人，就去王医生的格子间。
王医生不了解他们就医的详情，建议他们转诊，梧桐不愿意走，我怕他们俩再争下去会吵架，就过去和梧桐说，“你跟我过来”。梧桐看到我，焦虑烦躁的情绪，突然缓和了。
王医生看到我认识他，就连忙把病历给了我。王医生不敢接诊他们，在情理之中。一个骨折、深静脉血栓、肺部感染的患者，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情况下，这样的病人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更何况那时正是新冠肺炎席卷全国的特殊时刻。
我知道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知道自己该马医院里的专科，但我也知道他们去不了。除了来这里，他们已经无路可走。如果我不看她，他们就只能回家，只能眼睁睁等死。
他母亲在诊室外面的轮椅上，我出去查看了一下，和她说了几句话后，让她儿子跟我进来。我把可能出现的最大风险告诉梧桐后，他只是淡淡地点点头：“那能怎么办呢，医院收我们！”我怕他没听明白，怕他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于是又大声说了一遍：“现在看上去，她还是好的，但是，一旦血栓脱落，堵到大脑里，就是脑栓塞，堵到心脏上，就是心肌梗死，堵到肺上，就是肺栓塞，这些情况，一旦发生，留在我们这里，那就意味着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并且，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
梧桐毫无表情地点点头，“我知道了，你帮我们了，你尽力了，如果有什么，我是不会怪你的……”。
▌未完成的祷告，母亲突然辞世
虽然因为女儿和他儿子是同学的关系，我已经认识梧桐有三年时间了，但我还是把谈话的内容全都记录到了门诊病历上。
他们走后，刘医生和王医生说：“你太伟大了！”我听得懂他们两个人意思：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医生帮人之后，被家属反咬一口的例子举不胜举，他们觉得我这是没事找事，引火上身。对于这件事，我没办法和他们俩做详细的解释。过了一会儿后，刘医生又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还是应该和马院长汇报一下，万一出了什么事，你说领导要是不知道……”我说：“跟领导汇报，那是应该的”。于是我把上午的两个特殊病历，包括梧桐母亲的事，都一同跟马院长做了汇报。马院长说：“特殊的病人，谈好话，签好字，写好病历。”
梧桐母亲在我们这里输液的时候，他仍旧在外面奔波，医院能够接纳他们，并且给他们做核酸的检测，但是他在外面跑了三天后仍旧毫无结果。于是他拨打了也拨打了市长热线。市长“你母亲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必须马上住院，那他们是不能拒的。但若只是你们自己觉得必须住院手术，而不是专家的意见，我们也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具体情况，等我们调查后再详细回复。”
在门诊输了两天液体后，他母亲的病情没见好转，但也没有恶化。他们是基督徒，每天祷告，教会的人也在帮他们想各种办法。梧桐说：“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也有人长了血栓，没有做手术，但也没有发生大事情，他们都在为我们祷告，说不定我母亲也不会有任何事。”
我说：“那样最好。”
可是，很不幸，第三天早上，他母亲在床上做祷告时，突然去世了。
那天我夜班，早晨还没有起床，就收到一条梧桐的短消息。“姐，怎么办啊，我妈没气了。”
我没看明白那句话，就问他：“没气了，是什么意思？”
梧桐说：“我早晨出去了一趟回来，妻子在做饭，我妈在房间里祷告，我妻子做好早餐后去喊她，过去时，发现她已经没了。”
他们进去时，他母亲张着嘴巴，口唇乌青，半睁着眼睛，满身是汗，侧着躺在床边上，一直手伸在床的外面，像是刚刚挣扎过，她已经去世了。
▌艰难的死亡证明
交通管控越来越严了，小路上也设了关卡。梧桐母亲死了，突然不明原因地死了，村里人心惶惶，怕是新冠肺炎，希望他们赶快拖走葬了。下午，梧桐拿着大队的介绍信，来医院给他母亲开死亡证明。那天是赵医生值班，她看到介绍信死亡原因那一栏空着，就不敢给他们开证明。平时病死在家里的人，大队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病因那一栏填写了死亡的疾病名称，但是没有人知道梧桐母亲为什么突然死了，也没有人敢写是什么病因。
刘医生和王医生得知梧桐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她不该这么快就死了啊，这该死的疫情！”
赵医生怕他们有交通事故纠纷，万一死亡病因推断得不准确，会把自己牵扯进去，就让他第二天再来找另一位专门负责开具死亡证明的徐医生。梧桐脸色苍白，口唇结痂，头发也比平常凌乱了许多。他眼神空洞无神地问我：“只能明天了吗？”
我就自告奋勇，帮赵医生替梧桐的母亲开具了死亡证明。我和徐医生沟通后，就在死亡病因那一栏填上了死后推断“肺栓塞”。
这是一场由车祸下肢骨折引发、又由疫情延误了的人间悲剧。从骨折之后，到突发死亡，他们举债看病一个多月，却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人没了，车祸的那场纠纷终究是要解决的，但不尸检，不知死因，一切赔偿就无从谈起。梧桐也是基督徒，在经历了痛苦的斗争之后，他把母亲的尸体送了出去。疫情期间，尸检要排队。一个月后的昨天，他母亲的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
“法医说死因是肺栓塞，是车祸骨折后，下肢血栓脱落引起的肺栓塞，现在，我们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交警让我找三院出具一份因疫情拒收入院的证明，这不会牵连了你吧？。”
我说：“只要客观公正，就不会有什么，你自己多保重。”
▌春天如期到来，“雾霾”也该走了
武汉连续两天确诊和疑似病历都新增为零了。
春天真的已经来了。
梧桐母亲去世了，梧桐说：“一不小心，我成了孤儿了。”活着的人总归还是要活下去的，他母亲的事故纠纷，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可能还得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一切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后续的过程。应该会对他们有一个说法。
梧桐说：“姐，谢谢你帮我们那么多！”
我觉得惭愧，我什么都没有帮到他们。但是，他还是带着儿子来登门拜谢了。他妻子在娘家采摘了一篮子草莓，他骑着摩托车，带着儿子和草莓，在阳光明媚的早上，敲开了我家的门。
我在书房，没有出去，女儿开的门：“妈妈，是梧由和他爸爸，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草莓。”
我想请他们进来坐坐，但我出去时，他们已经走了。
3月20日，晴，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春天已经到了。时代的雾霾应该会很快从这片土地上吹走了。
*为保护相关方隐私，文中隐去地址、医院等信息，梧桐、梧由、刘医生、王医生、赵医生、徐医生和马院长均为化名。